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实体企业间建立在批发性交易基础上的赊买赊卖形成了金融信用的第一种类型，即商业信用。
但是，当时美国只能由私人银行联合来承兑国家发行的债券，这就形成了美联储和美元的特殊关系。二次分配平衡大家可能不一定能理解，因为财政的分配平衡，并不简单地是收与支的平衡，它意味着三大平衡：第一必须实现区域的平衡，在一个大国内部，区域分配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超穷的地区和超富的地区，目前中国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二个是阶级平衡，财政平衡里面的第二个是阶级平衡，财政的二次分配，或者是再分配，必须解决阶级分配平衡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吗?两百年不遭受外侵，一百年没有内战。实际上我们那个10块钱，最大面额10块钱人民币，基本上是跟卢布对应的，而且这个货币，非常非常的稳定，一直稳定到1978年，它始终非常稳定。超政治稳定，包括了内部和外部，外部我不认为有问题，甚至我可以确定2049年之前，没有人可以或者是敢于入侵中国，甚至可以将这个时间长度拉长到下一个百年，当然这要感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44年7月1号，我们党的生日，44个国家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公园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有一个人的名字永载史册，他叫怀特，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官员 ，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金融专家。其实没有伦理基础，没有真正的道德基础，想做到真空妙有是不可能的。
重建一次分配的平衡，主要是市场平衡机制，这条思路对不对，应该说是对的。2、卢布的故事下面我想简单的讲一下卢布的故事。第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平台不断涌现，老平台的优势可能消退，应当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平台经济的竞争程度。
数字平台进一步借助数字基础设施(例如互联网、4G/5G网络、智能手机等)的普及打通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并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商家迅速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商贸繁荣。通过数字平台而实现的线上消费还有着稳定经济和包容普惠的作用，在疫情防控等线下活动受限时期发挥着平稳运转、对冲下行风险的重要功能，也持续为老弱病残孕等因身体因素不便外出的人群带来便利，在民生保障中发挥积极的市场化力量。因此，平台的定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除了供求关系平衡和覆盖成本之外，还涉及到一定的利益协调问题，甚至承担了部分社会治理的功能。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金融学与经济学讲席教授、 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佳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数字平台 市场机制 。
数字平台提供的第三方担保和交易工具还从金融角度保障了支付的安全性和交易的可靠性。例如，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报纸出版社或广播电台公司的并购提升了它们的市场势力，提高了广告商打广告的价格。
那么，如何判断平台经济定价中看不见的手的合理性？看得见的手又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发挥作用、如何作用？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谈得上完善平台定价机制。按逻辑推演，平台经济中的定价可能存在不合理的成分，这也是许多消费者常常会担心的问题。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最好能相辅相成，监管政策最好能够促进市场机制的良性运作，重点应该放在设置平台经济定价的一些基本规则，同时提升市场的竞争性，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价格水平，这样就容易影响平台经济的市场机制，有可能会好心办坏事。例如，外卖平台与电商平台的不同之处在于部分环节是线下完成的，因此其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和多边市场的特性介于纯线上平台(如电商)和纯线下平台(如百货公司)之间。
好的平台定价机制应该依靠市场机制与监管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兼顾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网约车平台更是如此，实时动态特征明显，也更加受制于线下人力物力的供给。视频短视频等流媒体平台主要对接的是用户(内容消费者)和博主等内容创造者，但广告商则是平台的重要盈利来源。第二，尽管数字平台普遍具备一定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但在行业层面有很强的异质性，平台之间的差别很大。
这又会进一步降低商家在平台上获得的收入和利润，并提高其他订单面临的配送成本(部分固定成本无法在更大基数上摊薄)。公共部门来负责基础设施的投资，或者保障行业基础设施对所有企业开放，是维系市场可竞争性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平台提供的附加价值和服务让消费者在购物体验上拥有更多的便利、更多样的选择和更大的灵活性。可竞争性对理解市场结构和反垄断政策有重要意义
3、加大监管部门的协同力度。长三角、大湾区、北京、海南自贸港以及各个自贸区，都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其中一些也是金融资源集聚度和金融开放度较高的地方，需要发挥它们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探索和先行先试的作用。4、深化重点地区数据跨境流动试点。三是数据治理和跨境合作的关系。数据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数据治理，治理主要是两大焦点，即数据跨境和数据本地存储。对金融活动而言，因数据的来源、采集、加工等环节存在跨行业、跨区域以至跨境形成的数据链，数据资产化、信用化的进程需要数据资源和数据链的跨境分工和衔接，数据的跨境流动就成为数据资产化的必要内容。
这些也意味着区域之间的跨境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金融管理也有了数据跨境的制度支撑。数据作为要素和资产有其自身的特性，涉及到数据主权的维护问题。
金融活动使用数据的同时，其本身又产生数据，所以金融和数据密切相关、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没有数据就没有金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发展金融科技，其实数据就是最底层最基础的支撑，没有数据，就谈不上金融科技。
进入新的更高水平开放阶段之际，同时也面临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转型。以上是当前国际数据跨境流动中普遍受关注的三大关系，对于这些新的动向和国际关注点，我们需充分把握、深入分析，从而提高我国数据开放、数据跨境流动的能力和水平。
在此过程中，如何将数据这一重要的新要素与更高水平开放相结合，既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也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具体内容。但总的来看，与数据跨境流动实际需求、与我国金融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以及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趋势相比，特别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加大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型开放的力度。最后，数据资产的跨境流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开放，这也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也就是说，中国要积极参与，抓住机遇，抢占赛道，促进数据跨境流动与金融高水平开放的互动。
这些新动向反映了在数据跨境流动中如何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在推动数字经济的加快发展，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也在推动制度型开放，应该将数据开放和跨境流动的制度建设和金融高水平开放进程统一谋划，形成互动发展。
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的数据流动和数据治理，发起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同时也在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因此，对于重要数据的具体定义，尤其是规则、标准以及金融行业数据的分类分级等，都还需进一步细化。
金融的开放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合作与竞争，都迫切需要建立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体系，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都在对数据的开放进行布局，也在构建双边和区域数据跨境流动和管理的框架体系。所有的金融活动，无论是金融机构经营还是金融市场的运转，无论是金融业务的创新还是金融监管，都离不开数据，其中与信用密切相关的数据更是关键数据。
当前我们已经形成了数据跨境的大框架，行业数据的跨境由行业主管部门根据上位法（即上述三法）进行具体规范，但金融活动涉及的数据非常广泛，这也是由金融服务的特性决定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要素和资产形态，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开放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治理就需要通过全球跨境合作来推动，双边、诸边以及区域合作是当前的实际选择和路径。金融活动涉及的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参与，在金融领域，我国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等部门，而金融活动涉及的数据也与其它非金融管理部门高度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协调，提高数据跨境流动的效率。
但是，强调数据主权的同时，也应看到数据是一种要素资源，而要素资源又需要流动，因为资源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优化配置。比如对数据出境和跨境流动进行安全评估，应通过协调，提升效率，以便更好地适应金融活动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
一是需要战略引领，在整体上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对金融体系功能深化的大机遇。国际上有两个最新的动向，一是美国和欧盟在经历2020年Facebook诉讼案后于今年7月达成了新的数据隐私框架，即隐私盾2.0版本，这一框架事实上意味着双方数据流动和数据治理方面达成合作。
首先，数据是金融的基础要素。二是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流动的关系。